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對自己的產(chǎn)品精雕細琢，精益求精、更完美的精神理念。工匠們喜歡不斷雕琢自己的產(chǎn)品，不斷改善自己的工藝，享受著產(chǎn)品在雙手中升華的過程。近來熱播的《我在故宮修文物》的電視版與電影版紀錄片正好詮釋了匠人精神的真諦。

鐘表修復組亓昊楠（左）與師父王津

中國需要匠人，那匠人到底是怎樣的一群人呢？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精通某個行當?shù)馁?，而且也是始終熱愛職業(yè)，在工作中收獲快樂和成就感，才能像故宮的文物修復者一樣在孤獨和枯燥中找到歡樂，從而將這份工作轉化為一種責任。該片從一個個文物修復師的日常工作中，體現(xiàn)出文物修復的復雜、精細和枯燥，表現(xiàn)出文物修復師對于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和對自己工作的熱愛。在鏡頭里的文物修復師，沒有被塑造成高大偉岸的形象，他們或是工作多年經(jīng)驗豐富的老匠人，或是學歷高但又踏實肯干的年輕一代，共同的特點就是能夠忍受那份安靜和寂寞，能夠慢工出細活。

影片中故宮鐘表修復是最受歡迎的文物修復類別，而故宮修復與保護文物鐘表的技藝已經(jīng)成功申請了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宮中修復鐘表的技藝已延續(xù)了300多年，首先是修復人員的代代相傳，清宮做鐘處是皇家的御用作坊，是中西自然科學交流與融合的一個重要場所。1693年康熙從國內(nèi)外召集優(yōu)秀的工匠到皇家的御用作坊供職，從那時起做鐘處人員也在逐年增多。從《活計檔》記載的事例，我們了解到參與設計、制作、修理鐘表的技術人員有三類：

其一，西洋傳教士。做鐘處聚集了一批技術精湛的工匠，專門承接皇帝下達的制鐘任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他們不僅是御制鐘主要設計人員，而且還是機械加工的技術指導，是做鐘處技術人員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匠役。宮中制作鐘表除使用外國傳教士外，還大量招募各地技術高超的鐘表匠。匠役分南匠、北匠。南匠指廣東、福建、浙江、江蘇等省份的工匠，這些做鐘能手應是做鐘處的技術骨干，北匠指北京的鐘匠。其三，做鐘太監(jiān)。太監(jiān)是宮中制作鐘表最基本的勞動力，也是最早向西方傳教士學習自鳴鐘機械結構和維修的技術人員。做鐘處太監(jiān)人數(shù)雖然不多，但也有等級之分，從高到低依次為首領太監(jiān)、太監(jiān)、學手太監(jiān)。他們會按照各自的職官和職掌各行其責，起著上傳下達的重要作用，首領太監(jiān)除肩負管理之責外，還要做具體的活計。

現(xiàn)今雖然做鐘處機構已消失，但在清末前后仍有少數(shù)維修人員在宮中供職，現(xiàn)在大家都知曉的有徐文磷老前輩，他作為第一代傳人將文物鐘表研究與修復技術傳承下來。他先后培養(yǎng)了徐芳洲、白金棟、馬玉良、陳浩然四位學生，這是宮中修復古鐘表第二代傳

人。進入上世紀60年代以后，先后有秦世明、王津、齊鋼師從于馬玉良先生，他們應是第三代傳人。2000年后，我作為年輕一代繼續(xù)傳承古鐘表修復技術。

江山代有人才出，作為需要師傅們手口相傳的修復技藝，我從學校畢業(yè)進入故宮拜王津老師學藝后，就開始了磨煉耐性的學徒生涯。文物是最需要耐心下來平心靜氣同它們溝通對話的，坐不住的人在這里待不下去。文物修復同創(chuàng)造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概念，任你有多高的天賦，也不能天馬行空地發(fā)揮。文物是死的，它們沒有自己的思想；可文物也是活的，創(chuàng)造它們的匠人們會在制物的過程中把自己的想法融進去。對于我們“文物醫(yī)生”來說，只能盡可能地還原它們，卻不能任意施加自己的點子。古鐘表修復更是一個“起死回生”的過程，從壞到好，從靜到動，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要經(jīng)歷修心、靜心、悟心的過程。只有從開始修煉自己的心性，讓自己的對文物修復的心逐漸沉寂下來，你才能徹底并真正地悟出，修復與技藝的真諦，才能在文物修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總之，我認為一個文物修復師生命的價值體現(xiàn)在所修復文物本身的價值上，但是文物修復師自我價值或許在朝朝暮暮與各式文物對話的過程中已經(jīng)實現(xiàn)。他們在每日與文物相處的過程中，不斷思索如何更好地修復文物，不斷提高技藝，也透過文物了解到厚重的歷史和萬物的滄桑。生命的意義，在一日日里早就有所提升了。

亓昊楠（故宮鐘表修復師、王津之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