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整個中國文化的傳承圍繞一些根源性的經典展開發(fā)揮，這是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 ”

記者：您在文章里特別強調詮釋經典的重要性。比如談到魏晉時，同樣是《莊子》 ，不同的闡釋，會帶來對莊子完全不同的認識。您也曾說過，埋怨祖宗是不肖子孫，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可否這樣理解， 20世紀中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有很多批判，包括對孔子，對這種批判您是持一種否定的態(tài)度？

樓宇烈：不能說完全否定，那是一個時代的問題。

記者：對傳統(tǒng)您的態(tài)度是“擇善明用” ，強調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和糟粕可以轉換，關鍵在怎么運用，這其實也是對當代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經典在實踐過程中，出現(xiàn)了很多曲解，這種曲解是現(xiàn)實存在的，有一定的歷史與影響；同時現(xiàn)在還面臨很多現(xiàn)實問題，需要當代學者做出自己新的闡釋。

樓宇烈：是這樣的。整個中國文化的傳承是圍繞一些根源性的經典展開發(fā)揮，不是否定前邊，再來新的一套。所以要不斷詮釋，不斷糾正。中國歷史上出現(xiàn)過大量的爭論，比如理學家從一個角度講孔子，心學家又從另一個角度講孔子，到了清初，又有人說他們講的才是真孔子。闡釋確實有很大的主觀性，所以詩無達詁，這是中國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作者有作者的意圖寄托，閱讀者、欣賞者有他們的重新創(chuàng)造。這也說明中國文化的生命力，不是只有一個標準答案。在中國文化當中，閱讀者、欣賞者都具有主動性。詩無達詁也是中國語言的模糊性帶來的，有時候要超言絕相、得意忘言，才能把握精髓。這種思維的養(yǎng)成、恢復，并不容易。我們現(xiàn)在受西方影響，認為文字語言是精確的，表達的意思是公共的、普遍認同的，其實不是。現(xiàn)代人讀傳統(tǒng)文化典籍，很多情況下面臨的不完全是語言表達的難題，而是思維方式的問題。

記者：研究中國文化，您認為要四通八達，這看上去非常難，現(xiàn)在大學教育，越是博士學得越窄，怎么可能四通八達？但您又提到，中國文化有“述而不作”“理念相通”兩個特點，在發(fā)展中逐漸匯聚成九部具有根源性的典籍。如果從這九部經典入手，向四通八達努力，在實踐層面會變得更為簡易。不過現(xiàn)在大學教育很難九部經典都涉及，比如中文系很少會開設《周易》課程。對傳統(tǒng)文化感興趣的人，想對九部經典有所涉獵，您有什么建議？

樓宇烈：中文系不學《周易》 ，哲學系則不讀《詩經》 ，但很多哲學典籍里一天到晚引《詩經》來說明問題，不學《詩經》怎么能懂？我講四通八達，八達是形容，走到哪條路都行。主要是講四通，文史哲要通、儒釋道要通、中西東要通、古近現(xiàn)要通。至少搞中國文化的，這四個方面如果能打通，條條大路通達。中國文化的特點，不是今天提一個新觀點，明天再提一個，而是中國古人發(fā)現(xiàn)了天地人總體的規(guī)律，我們能夠把這個規(guī)律掌握好，再到方方面面的實踐中去創(chuàng)造。這也形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特點，叫做述而不作，只是闡述，不強調創(chuàng)作。述而不作是孔子講的，在傳承中，從周代開始慢慢形成了一些經典，可以用“三、四、五”這三個數(shù)字來概括，即“三玄、四書、五經” ，一共12本。三玄指《老子》 《莊子》 《周易》 ，四書五經大家都很熟悉。合并其中重復的部分，一共是九本書，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根源性典籍。這只是中國本土傳統(tǒng)文化的經典，再加上佛教，我提出“九經、三論、一錄” 。在中國歷史上，從隋唐開始形成三教主體文化。唐玄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選了三本書， 《孝經》 《道德經》 《金剛經》 ，囊括了儒釋道三教，親自做注解，讓全國人民學習。 《道德經》和《金剛經》都是五千多字， 《孝經》六千多字。但我對《孝經》不是特別滿意，儒家的內容實際更豐富。我準備把《孝經》換成《大學》 《中庸》 ，兩篇加一起也是五千多字，再加上《道德經》 《金剛經》 ，作為儒釋道三教的大經典。另外我還找出了三部小經典， 《心經》 ， 260字，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 ， 300多字，然后再從《禮運篇》節(jié)選400多字，作為儒家的代表。 《禮運篇》節(jié)選的400多字，強調儒家核心理念，特別是我們忽視的，如“人者，天地之心也” 。心支配人的一切行動。人作為天地之心就告訴我們，你的一動，天地就變了。我們要意識到這一點。中國古人最清醒地認識到人的身份、人的地位。人不能胡來，人是天地之心，你怎么做，天地就怎么變。我們現(xiàn)在天地變化不都是因為人造成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