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外地人在這里上學很難,如果放開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開又跟公平教育不符。放開與不放開都帶來很多問題。

與其抱怨去打“口水戰(zhàn)”,不如尋找一個更好的方式,來緩沖眼下的矛盾和沖突。在胡雨龍——這名曾在以優(yōu)質教育著稱的江西臨川擔任過教育局長的“老教育”的號召下,幾位在京企業(yè)界比較成功的江西籍企業(yè)家決定投資創(chuàng)辦一所為解決江西“北漂”子女上學難的學校。“不花政府一分錢,又為老百姓解決后顧之憂”,找到了解決問題的“第三條路”

今年中考,初三學生來均考了541分。在北京,這個分數(shù)很有希望上一所區(qū)重點。但這個夏天,來均卻面臨去哪里上學的大困惑。

來均是江西南昌人,自小學一年級,在外打工的父母就把他送回老家,同外婆、外公一起生活。念到小學五年級,父母將來均接到北京。根據(jù)北京市對隨遷子女的入學優(yōu)惠政策,來均的初中在北京牛欄山一中實驗學校度過。但初三畢業(yè),根據(jù)《北京市中小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戶口在江西老家的來均無法報考北京普通高中。

據(jù)統(tǒng)計,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達2170.5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為822.6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7.9%。長期以來,子女入學問題,一直是大量在北京立業(yè)成家卻沒有落戶的“外地人”關注的焦點。但以北京現(xiàn)有的教育資源,現(xiàn)行政策短期內難以改變。

漂在北京的孩子們怎么辦?等在北京賭未來政策松動,還是暫別父母回老家念3年高中?

解決問題的“第三條路”

放開與不放開都帶來很多問題。對于北京現(xiàn)行的政策，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創(chuàng)辦者胡雨龍表示理解，但同時，他也在找尋一個更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來均的父母沒有抱怨北京現(xiàn)行的入學政策。他們糾結的是:不愿意再次錯失陪伴孩子成長的機會。

直到朋友介紹了一所來自家鄉(xiāng)的學校——北京臨川育人學校,這份煎熬才得以放下。

來均在北京臨川育人學校高一年級安定下來。孩子說:這里有“家”的味道。高中歲月剛開始兩個月,他已經(jīng)加入了學校的棋類社團。來均覺得,現(xiàn)在的生活很充實。

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創(chuàng)辦于2012年。初衷是為江西籍“北漂”孩子尋找在北京讀書的出路。最主要的倡議者胡雨龍稱之為“第三條路”。4年過去,胡雨龍的試驗依然繼續(xù),但已經(jīng)惠及了數(shù)百個北漂家庭。

2009年,胡雨龍從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qū)教育局局長的職位上被提拔為撫州市駐京聯(lián)絡處副主任。與在京江西籍人士接觸中,胡雨龍發(fā)現(xiàn)子女教育是老鄉(xiāng)們最頭疼的問題。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江西籍在北京經(jīng)商務工人員超過40萬人。對于這些在北京生存發(fā)展而又沒有北京戶籍的人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都很現(xiàn)實地面臨著子女在北京上學難、在北京高考更是天方夜譚的困局。無奈之余,孩子被送回老家。

“條件最好的家庭,有很多門路,可以選擇讀國際學校出國；條件差的家庭,家長自身還不穩(wěn)定,沒有能力把孩子帶到北京來。但大多數(shù)家長處于能夠負擔,但求學無門的中間地帶。”胡雨龍說。

臨川育人學校現(xiàn)任校長魏媛媛曾在給家長們講座時說,“北漂”移民第二代,與父輩不同,他們對老家習俗文化沒有認知,甚至連家鄉(xiāng)話都不會說,老家對他們只是一個符號。如果把在大城市生活多年的孩子,一個人送回去讀書,他們會非常孤獨。如果在高中這個重要階段,長期得不到陪伴和引導,孩子就可能走上另一條路。

在北京臨川育人學校就讀高一的周林,一說話就是個標準的北京孩子。他不太能聽懂自己老家的江西話。周林出生在北京,也一直在這座城市長大。除了戶口,他和北京本地孩子沒有任何差別。

小升初那年,父親因為忙于生意,沒能及時給他辦齊“非京籍”學生就讀所需的“五證”,他連北京的初中都上不了。當時只有十二三歲的周林,孤身一人回到江西南昌的老家。

回憶起在那所縣重點學校上學的經(jīng)歷,一口京腔的周林總結是“特奇葩”——70多個人擠在一間教室里,老師用話筒講課,才都保證所有人都能聽得到；有同學上課睡大覺沒人管,有同學抽煙喝酒打架也沒人管；課堂上的一個小細節(jié),讓他真切感受到自己跟老家孩子的區(qū)別:老師在課堂上用普通話講了一個笑話,全班就他一個人笑,老師又用家鄉(xiāng)話講了一遍,全班大笑,他卻聽不懂了。

一個學期后,周林實在無法適應,回到了北京。隨后,他在打工子弟學校北京蒲公英中學念完了初中。今年中考之后,周林再次面臨離開北京的境遇。

離北京最近的是河北。周林去看過幾家河北的學校,他像多數(shù)生長在北京的孩子們一樣,受不了“外地同學”一門心思只為高考的壓抑?！八麄兒喼本拖褡鲱}機器……”

“我們辦學的初衷,就是為了服務江西在北京打拼的這個群體?！焙挲堈f,“我搞教育這么多年,知道北京的教育資源是有限的,全國各地的人都在這里上學,北京的教育資源滿足不了。其次,這個城市的承受能力也容納不了。北京現(xiàn)在是一個兩難的境地,外地人在這里上學很難,如果放開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開又跟公平教育不符。放開與不放開都帶來很多問題?！?/p>

對于北京現(xiàn)行的入學政策,胡雨龍表示理解,與其抱怨去打“口水戰(zhàn)”,不如尋找一個更好的方式,來緩沖眼下的矛盾和沖突。在他的號召下,幾位在京企業(yè)界比較成功的江西籍人士決定投資創(chuàng)辦一所為解決江西“北漂”子女上學難的學校。

在北京辦學校,讓孩子在北京念書,重點是能和江西老家的高考對接——曾任臨川區(qū)教育局局長的胡雨龍在江西省駐京辦和北京江西商會的支持下,決心把臨川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整合起來,把臨川的老師、教育品牌、教材、教育理念移植到北京,為江西籍的孩子服務,最后還能跟江西高考無縫對接。

“這是放開和不放開之間的第三條路。”胡雨龍解釋,“這樣跟北京是沒有直接利益沖突的,不花政府一分錢,給政府分憂解難,又為老百姓解決后顧之憂,我們是在用行動來緩和這個老難題。”

異地辦學為什么能成?

這種異地辦學，關鍵是獲得兩地教委的認可，名正言順才能把握辦學的主動權 。一開始 ，胡雨龍就決心要辦成一家正規(guī)的民辦學校

在北京,胡雨龍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在全國,至少在2009年就有了類似的探索者。

在福建晉江打拼的重慶包工頭溫玉澤,2006年在晉江當?shù)剞k起了面向打工者子弟的荊山學校。2009年,溫玉澤有了“異地教學”的設想,并決定以自己家鄉(xiāng)為起點,創(chuàng)辦“異地高中班”。

當年,荊山學校實現(xiàn)了與四川、安徽、江西、重慶三省一市的對接,確定了與“異地高中班”對接的幾所民辦中學,荊山學校成為這些中學設置在晉江的教學點。

“全部采用所屬省份的教材、教輔、復習資料、試卷等,根據(jù)對接中學的教學安排、課程設置和進度表開展同步教學,保證教育教學、考試的接軌?！边@是溫玉澤在第一屆“異地高中班”招生時作出的承諾。

溫玉澤的“異地高中班”在最高峰時實現(xiàn)了與六省一市對接。但隨著2012年福建省落實了異地高考政策,當?shù)氐膶W子對在異地念家鄉(xiāng)教材的“第三條路”的需求不再迫切。

鑒于北京的實際情況,北京臨川育人學校短期內不會遇到類似的政策變化。胡雨龍說,按現(xiàn)在的發(fā)展勢頭,等到真的變化那天,臨川育人學?；蛟S已經(jīng)站在北京優(yōu)質民辦學校行列里面,可以游刃有余地換種活法。

據(jù)了解,目前,學校每年有50個京籍學生高一招生計劃。在該校就讀的學生符合建北京學籍條件的就可以辦理北京學籍,不符合建北京學籍條件的就建江西臨川學籍,也可以建學生戶口所在地的學籍。學生在高三畢業(yè)時,可以去江西參加高考,也可以回原籍參加高考。擁有北京戶籍的可以參加北京的高考。

現(xiàn)在臨川學校就讀高二的王夢涵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孩子就讀臨川中學前,母親王暉咨詢了很多業(yè)內人士,退休前曾是教師的父親也給她建議,“去昌平區(qū)教委咨詢咨詢?！笨缛肱R川中學校門,王暉第一感覺學校很正規(guī),有宏偉的教學樓,各種硬件設施都很完備,“關鍵問題是孩子在這里有北京市的高中學籍,可以順利完成高中學業(yè),參加高考?！弊屚鯐煾行判牡氖?“這里教學針對的是全國高考大綱,學的內容比北京普通高中相對難一些。這樣或許能讓孩子在北京參加高考時,更有優(yōu)勢?！?/p>

胡雨龍說,這種異地辦學,關鍵是獲得兩地教委的認可,還需要優(yōu)質教育品牌和資源的支撐。在江西省駐京辦和北京江西企業(yè)商會的鼎力推動下,學校得到了江西和北京有關教育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

2014年年底,時任江西省副省長朱虹一行到北京臨川學?？疾煺{研,為學校解決了很多實際問題。比如,老家來北京臨川學校任教的公辦教師允許保留編制以及高中生可以回原籍參加會考等；昌平區(qū)教委也給北京臨川學校提供了很多參加當?shù)亟逃涣骰顒拥男畔⒑蜋C會,給義務教育階段的非京籍學生每人每年補助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