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昆明的舊書攤大多集中在文明街的北頭路西。這幾家店的老板和伙計對于書的內容都不大內行，只要是稍微整齊一點的書，古今中外、文法理工，老板都收，而且收購的價錢不低。尤其是工具書，只要拿過去，當時就付錢。

那時，汪曾祺的經(jīng)濟非常拮據(jù)。一天，其同學、后來成為著名古文學專家和語言學家的朱德熙看到他快到中午了還不露面，便知道汪曾祺的午飯沒有著落。于是便挾了一本英文字典，走進房間，推推他：“起來起來，去吃飯！”到了文明街，馬上賣掉了字典。賣字典的錢，夠兩個人吃上一頓包子或兩碗燜雞米線。

汪曾祺回憶說：工具書里最走俏的是《辭源》。他的一個同學發(fā)現(xiàn)一家舊書店的《辭源》收售價比原價要高出不少，而拐角的商務印書館的書架就有幾十本嶄新的《辭源》，于是以原價買到，轉身即以高價賣給那家舊書店。如此反復，這位同學的搬運工作干了好幾次。

多年后，汪曾祺對在昆明賣舊書的過程記憶很深，而對當年買進什么書反而不清楚了。

1946年秋，汪曾祺到了上海，在福煦路的致遠中學任教。期間，汪曾祺仍時不時地逛舊書攤。

當時致遠中學有一個工友叫老許，負責打掃衛(wèi)生和燒開水。老許在校門外擺了一個舊書攤，書平攤在人行道的水泥地上。老許坐在校門內，一面掃地或燒開水，一面向地攤上看著。同學們進進出出，總要蹲下來看看他的書。而這些書非常便宜，和賣廢品的價錢差不多。

汪曾祺曾買過老許兩本書。一本是張岱的《陶庵夢憶》，后來不知放哪兒去了。另一本萬有文庫湯顯祖評本《董解元西廂記》，這是很名貴的。書中湯顯祖的批語包括眉批和每一出的總批，都極精彩，這本書被汪曾祺視同珍寶。

后來，這本書也不知被誰借去未還，弄得汪曾祺想引用湯顯祖的批語時，只能憑借大腦的記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