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積極的認知下,形成文化對話與融合

跨文化交流所帶來的積極認知,還可以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案例,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是戰(zhàn)勝國,西方主要大國卻要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交給日本。這對中國來說是極大的侮辱。

當時中國的外交家是怎樣進行抵制的呢?顧維鈞決定另辟蹊徑來據(jù)理力爭。他說,孔子是東方的圣人,出生在山東,山東就是中國的圣地。因此,如果要讓中國讓出山東,除非基督教、伊斯蘭教讓出耶路撒冷。

第二個案例,1954年,周恩來總理帶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使團出席日內瓦會議。會議間歇,代表團邀請各國代表觀看《梁山伯與祝英臺》。

如果用今天的視角來看,這意味著中國文化“走出去”了。這事上報給周恩來總理的時候,他在海報和邀請函上加了一句話“請欣賞東方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西方的外交家也許不知道 《梁山伯與祝英臺》,但肯定都知道《羅密歐與朱麗葉》。他們通過熟悉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進而對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充滿了期待。

第三個案例,2010年上海世博會申辦的時候,競爭非常激烈,共有6個候選城市。其中,最大的競爭對手是俄羅斯的莫斯科。中國以“城市”為主題來申辦,最初并沒有什么優(yōu)勢。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城市化起步較晚,城市發(fā)展的困境更為突出。假若中國以自己城市的發(fā)展為內容來確定主題,很有可能沒那么具有吸引力。但是,中國以亞里士多德的一句話作為主題演繹的起點,即“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中是為了生活得更好”,一下子打開了局面。

國際博覽局的各國代表對中國城市的發(fā)展狀況也許沒什么具體的了解,但對亞里士多德的這句話并不陌生。在西方城市化陷入各種“城市病”的情況下,他們特別希望看到城市化以及中國的發(fā)展究竟會給世界展示一種什么樣的精彩。最終,上海擊敗競爭對手獲得了主辦權。

跨文化交流不是用中國的話語去說服其他國家接受中國文化,而是通過對相關的文化角色、文化時空、文化要素進行合理化且符合邏輯的“置換”,使之對中國文化產(chǎn)生積極的認知。當然,我方也同樣要以這樣的方式去理解對方的文化。這樣,跨文化交流的結果就是在積極的相互認知下形成文化對話與融合。

在跨文化交流方面,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可謂一個典范。

從雙邊關系來看,中哈兩國不僅是近鄰,而且兩國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從現(xiàn)實來看,中哈文化交流的成就可圈可點。據(jù)2016年至2017年的統(tǒng)計,哈薩克斯坦來華留學生人數(shù)接近1.5萬人,中國赴哈留學人數(shù)也超過1000人;包括“絲路劇場”、中哈互辦旅游年、中哈暑期文化交流活動等都開展得非常順利。

哈薩克斯坦獨立之初,納扎爾巴耶夫總統(tǒng)就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提出在全亞洲地區(qū)召開安全與信任的會議,并建立相應機制。以1993年3月召開的第一次專家組織會議為標志,“亞信會議”合作進程啟動。到2002年6月“亞信會議”第一次峰會在阿拉木圖成功舉行,“亞信會議”進入機制化階段。中國是“亞信會議”的成員國,并為亞洲安全與信任不斷提供中國智慧。

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里,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的文化交流還有諸多平臺和通道。例如,上合組織大學目前由近80所大學組成,中方有20所大學參與;2014年建立的中國—上海合作組織司法培訓基地,既是公務員培訓的基地,也是跨文化交流的平臺;孔子學院,中亞五國有13所孔子學院,僅哈薩克斯坦一國就有5所。

中哈文化交流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是中哈雙方在雙邊關系中堅持和平、合作、共贏、發(fā)展的原則,在多邊框架中尤其是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中,堅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協(xié)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fā)展”為核心內容的“上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