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既是工作方法，也是領導責任。批評別人體現(xiàn)領導能力，回應批評反映格局擔當，反思批評彰顯黨性修養(yǎng)

1942年，沂蒙根據(jù)地遭日寇封鎖蠶食，山東抗戰(zhàn)工作陷入敵強我弱的被動局面。劉少奇奉命赴根據(jù)地調研后，向山東分局嚴肅地提出了三個問題：為什么沒有取得對敵斗爭的優(yōu)勢？為什么沒有樹立起基本群眾的優(yōu)勢？為什么群眾沒有真正發(fā)動起來？“少奇之問”直截了當，不講情面，直觸問題。山東分局圍繞“三問”查原因、找答案，回答同樣無隱無飾：就是沒有做好群眾工作，沒有通過群眾斗爭推行減租減息，沒有讓群眾得到真正的實惠。

調研過后，時任山東軍區(qū)政治部主任的蕭華，在筆記本上記下了對“少奇之問”的“按語”：黨是無產(chǎn)階級，是群眾的兒子，群眾和無產(chǎn)階級是共產(chǎn)黨的母親。我們脫離了母親——群眾，就會同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一樣，隨時可被人勒死。一問、一答、一按語，語挾風雷，心向光明，八百里沂蒙自此煥然一新，譜寫了“最后一口飯當軍糧，最后一尺布做軍裝，最后一個兒子送戰(zhàn)場”的革命故事，上演了“用小米供養(yǎng)了革命，用小車把革命推過了長江”的英雄壯舉。“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就此而言，老一輩革命家用堅強黨性對待批評，值得學習。

嚴格批評的最高標準，就是當頭棒喝、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不虛不空不偏。面對山東分局被動落后局面，“少奇之問”以黨和人民利益為出發(fā)點，不搞溫吞水大道理式的說教，問得凌厲剛直，直擊痛處，令人感受深切，刻骨銘心。“茍利國家，禍福不避”。敢以公心對批評，是一種胸懷魄力，也是一種黨性修養(yǎng)。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現(xiàn)實中也有一些人，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學，不敢批評；工作狀態(tài)庸懶散軟，不愿批評；“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會批評。由此產(chǎn)生了一些“老好人”“墻頭草”，這與新的形勢任務要求極不相稱。批評既是工作方法，也是領導責任。領導干部在政治方向問題上，必須一是一、二是二，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敢于發(fā)聲，敢于亮劍，劃出歪風邪氣的紅線，不搞庸俗的好人主義，決不做騎墻派。在矛盾困難面前，應當勇于任事，敢抓敢管，不怕困難、不畏風險、不懼擔責，讓群眾感到靠得住、信得過、能放心。在危機危險面前，要勇于挺身而出、義無反顧，敢于決斷、敢于負責。

接受批評的唯一標尺，就是針對所犯錯誤，直接回應癥結所在。誠懇接受批評，既彰顯胸懷，也體現(xiàn)擔當。然而反觀時下有些人，面對批評找理由辯解，找借口開脫，就是不聚焦自身問題病灶。勇于接受批評，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要有信念，為官做事，出于公心，把黨和人民的事業(yè)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不怕受委屈，始終相信組織、相信群眾、相信真理。要有能力，善于把握事物規(guī)律，養(yǎng)成科學思維，不斷提高從全局和長遠角度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有意志，志存高遠，心憂天下，有堅強的內(nèi)心、寬廣的眼界和頑強的精神，做到堅忍不拔、愈挫愈勇。

反思批評的整改依據(jù)，就是舉一反三，對癥下藥，以此打掃思想灰塵，觸及靈魂深處，做到亡羊補牢、吃塹長智?！笆捜A之按”不以問題的回答而結束思想的整改，而是反躬自省、反求諸己。這啟示我們，面對批評，不要局限于對照眼前問題個案，更要從靈魂深處找原因，把失誤失敗的教訓作為寶貴財富，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反思批評不是接受批評的結束，而是重新振作的開始。無獨有偶，秦邦憲（又名博古）24歲就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因路線錯誤，遵義會議上受到組織嚴厲批評。但他沒有從此意志消沉或產(chǎn)生對抗，而是表現(xiàn)出了一名共產(chǎn)黨員的黨性原則和磊落胸懷。面對組織人事調整，他對周恩來說：“今后分配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保證完成任務。”此后他志堅行苦，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組建新四軍等事件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黨的七大發(fā)言中，他總結道：“我是所有一切錯誤發(fā)號施令的司令官，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里沒有之一，我是最主要負責人?！痹囅耄绻麤]有深刻的反思，怎能對自己剖析如此深刻，怎能如此堅決地“知恥而后勇”？

事業(yè)征程，從來少有康莊大道；蟾宮折桂，自古未見輕而易舉。批評是工作的一種日常狀態(tài)。批評別人體現(xiàn)領導能力，回應批評反映格局擔當，反思批評彰顯黨性修養(yǎng)。如何對待批評，時刻考驗我們的意志和作為，也決定著我們的成長和事業(yè)的發(fā)展。